格非：关于人生道路，你想做“台球”还是“云朵”？

在崇尚情绪稳定的时代，做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有错吗？如果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那么是否也可以选择随波逐流？在道路遍布的今天，为何我们仍觉无路可走？

本文节选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全新随笔集《云朵的道路》中《道路》一文。

01

《人面桃花》故事的起始点源于一个名为“普济”的寂静江村。事实上，我外婆家所在的那个村子就叫普济。它有三个挨得很近的村落连成了一体：普庆、普丰和普收，合在一起就叫“庆丰收”。

这个名为普济的村庄，坐落在长江环绕的一片沙洲上，地势低洼，遍地竹林。村庄呈狭窄的长条状，两边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，将它夹在了当中。河道上的用泥土堆成的堤坝，就成了村子通向外界的一条条道路。

普济村的每一户人家，都隐伏在茂密的竹林中。那些覆盖着稻草的泥坯房，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格局和规制。到了过年时节，家家户户飘出来的做饭的香味都是一样的。小时候，我每次去外婆家做客，不论是走在村子的东侧还是西侧，总会有一种本能的紧张、眩晕、乃至恐惧：眼前那一条条横亘在河流上的平行道路，究竟哪一条路通往外婆家？如果没有母亲领着，我和弟弟因走错人家而闹出笑话的事，也时有发生。

我想，《人面桃花》中的那个连蜜蜂都会迷路的“花家舍”，大概就是儿时那种眩晕感的馈赠吧。有时候，事物的复杂性，往往并非来自它的眼花缭乱或杂乱无章，反而源于它自我复制的整齐划一。

二〇〇三年春天，我在韩国南部的庆州动笔写作《人面桃花》时，其实并没有认真思考过道路、村庄与场所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，所有的地点、人物和事件都像是“自动”展开的。通常，哪里出现了村落、河流、溪涧、山丘、沟壑以及远近不同的场所，哪里就会有一条条道路将它们联结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

在这部小说问世后的二十年间，从未有人就小说的“地理线索”提出过任何问题。不过，等到它前年被译成日文时，庆应义塾大学的关根谦教授以他一贯的严谨和细致，终于开始认真琢磨村庄、道路、风景标志物与地理方位之间的空间关系了。他先是画了一张陆秀米家的草图，逐一标示出院落、正房、东西厢房、天井、账房、假山、凉亭、荼靡架以及柴屋的位置，接着，他给我发来一个微信，让我帮他核对一下小说中所涉及的主要场所、地点与道路之间的地理关系，并列出了令他感到疑惑的一些问题。虽说我没有重读自己作品的习惯，但也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，在搁笔近二十年后，立即开始重读这个作品。

还好，由于漫长时光的间隔，这次阅读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不适。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，我就好像是在阅读别人的作品一样感到轻松自在。不过，这次重读和核校，不仅帮我修正了有关地理方位的一两处错误，也给了我许多全新的体验，并促使我对久存于心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思考。

比如说，我意识到，在小说中“自然生长”的道路，与各处场所、地点或风景标志物之间的关系，若是按照严格的现代地理观念来考量，是很难完全准确地进行还原的。因为，传统地理关系源于一种习焉不察的估算和“寻视”，而非测量与定位。

另外，我意识到，不论是从实际功能方面，还是从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层面，“道路”一词的意义，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“乡村道路”所隐含的意义，与今天常见的城市道路完全不同。在过去，如果说“道路”预示着人的命运的话，到了今天，道路已被简化为了“规则”或“法则”。而在日益繁密的规则和法则的约束下，原子化的个体，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命运可言了。

02

道路有宽有窄，有直有弯，有平坦有崎岖，但若要说到衡量道路的最重要的指标，或许只有两个，那就是“方位”和“距离”。而这两者，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都是相当模糊的。

当你经由某条路，由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的时候，有时候免不了会停下来问路。如果你问的是“怎么走”，人们的回答，通常不会涉及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。他们可能会说，看见前面那个磨坊了吗？过了磨坊之后，就可以望见不远处的那条小河，河上有一座单边护栏的石桥，过了桥之后，即可见到一座耸立在竹林边的寺庙，到了寺庙跟前，你再找人问。

在《金瓶梅》的第六十八回，陈敬济就是如此这般地给玳安指点道路的。

也就是说，当人们在给你指路时，方位并不重要。其着眼点往往是道路上的标志物。这种指点路径的方式，可以被概括为“某物后面有某物”。而如果你问的是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，人们大概不会用5公里或3.5公里这样的长度概念来预估距离，而是直接把距离换算为更加模糊的时间概念：“约莫一袋烟工夫”或者“就到了”，甚至是“还得走上一阵子”。

那么，“一袋烟工夫”到底有多长，这恐怕涉及到你对于抽烟速度的大致估算，而“一阵子”则可长可短——你可以理解为十分钟，半个小时，当然有可能是一两个小时。这取决于你对指路人语气如何判断。

这种大差不差的对距离及方位的理解，所忽略的正是“道路”本身。相对来说，标志物与场所是恒久不变的。从根本上来说，“道路”不过是两个标志物之间的一片虚空。它可以存在，也可以不存在。可以这样存在，也可以那样存在。

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官道、驿道和通衢大道之外，绝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可以权宜变化的。你可以选择人烟稠密的“康庄大道”，以避开强人剪径的“猛恶林子”，遇有急事，也可以偶尔“抄近路”。你如果害怕村口的大黄狗，也可以从村旁的田间小道“斜刺着穿过去”。

有时候，你走着走着，路就断了。但路断了，并不表示无路可走。有时，你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堑挡住了去路时，仍然可以发现沟壑的草丛中的羊肠小路，以及沟底水流中预先有人垫上的砖头、石块或树干。在我的儿时记忆中，很少有什么道路是坚实、平坦，一通到底的，你总得不时跨越随时可能出现在眼前的沟沟坎坎。

因此，道路可以被看作是，在“寻视”的意义上，将不同的标志物、目的地串联在一起的结缔组织。重要的是联结，而非道路本身。在乡村社会中，道路绝非是严格布局和精确测量的产物，它带有某种随机性乃至任意性，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不可抵达的，也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越过的。只要有人，就会有人积聚的部落或村庄，就会有劳作、娱乐或游戏的一个个场所。在这些目标物或场所之间，道路随时随地被行人的脚步“开启”出来，扩展、交错、延伸，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遵循沿袭的某种踪迹。

如果被开启的道路很久没有人走，它也就渐渐地荒废，其踪迹或被时间抹除，或被杂草覆盖，最后无一例外地被一望无垠而总是沉默不语的大地回收。

乡村道路的这种模糊性、随机性和任意性，所象征的是生存本身的无规定性。而所谓的人的命运，正是这种无规定性的产物。人在一生中所经历的，不是可以被精确测量并被预先知晓的均质化时间，而只是一种“绵延”。在绵延之中，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，就会有怎样的命运。它无法被确切地预知，也充满了神秘莫测的变数。

在《没有个性的人》中，罗伯特·穆齐尔曾经区分过人类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“历史道路”。其中之一是“台球”的道路——它一旦被击出，只能一味向前，伴随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轨迹。不用说，我们今天就行走在这样一个被计算出来的、可以提前预知的、甚至是不可更改的道路上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也是无命运的。

另一条则是“云朵”的道路。云朵在聚合、离散和移动时的轨迹是不可预测的。它可以走走停停，也可以站住不动；它可以快速移动，也可以四下张望；它可以在一个瞬间突然消失，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重新聚合；它想去某个地方，但命运或许最终会将它带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。

不久前我与一位友人在北京有过一次公开对谈。在回答听众有关“人生道路”的提问时，他不假思索地这样说道：在我们小时候，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，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。而在今天的社会中，道路随处可见，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。

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是从“踪迹”与“开启”的意义上来理解道路的。没有开启的愿望、决心和行动，就不可能有所谓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