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剑雄：中华文明中的江南文化

中国悠长的历史从何而起？中华文明如何生根发芽、经久不衰？中华民族怎样繁衍生息，发展为今天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？

葛剑雄教授近年的数十篇新作，以其深厚史学积淀与独到现实洞察，从承载文明曙光的甲骨、青铜，到孕育无数灿烂文化的黄河、长江，再到影响区域与世界交流的运河与丝绸之路，娓娓道来中华文明的源起与发展。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，更是对文化自信的深刻探讨，引导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当下，再思中国文化的根基与未来。

《何以中国》，葛剑雄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

>>内文选读：

我们讲的江南文化，并非只是江南地区的某种具体的文化，而是指江南地区以往产生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称，即江南的文明形态，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只有将江南文化置于中华文明之间，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。

无论是狭义的江南还是广义的江南，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就已与其核心区域中原地区连成一体，春秋战国期间是吴、越、楚的疆域，秦统一后一直置为郡县。自泰伯迁吴，来自江南的言子（偃）成为孔子的弟子，吴越争霸并扩张到中原，楚国东扩至春申君封地吴，江南地区已全面接受来自中原的华夏文化。但直到西汉初年，江南还是经济、文化上的落后地区，政治上的边缘区域。“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”的状况虽主要指长江中游，但下游的情况也大致相同。由于当时气温偏高，降水量大，加上沼泽低地遍布，原始植被尚未清除，丘陵山区尚未开发，中原人士视之为畏途，甚至宁愿将在江南的封邑换成中原较小的，为调往中原不惜自愿降低级别。江南还是安置东越、南越降人和移民的地方。直到东汉前期，负责督察江南地区的扬州刺史还轻易不敢渡长江。

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，逃避战乱或投奔地方割据政权的士人迁入江南，有些人就此定居，战乱平息或重新统一后不再返回北方。永嘉之乱后形成空前规模的南迁，并且一直持续到南北朝中期。由于东晋与南朝都以建康（今南京）为首都，江南地区相当于“昔之三辅”，既是皇族贵戚、世家大族、文武高官、士人名流的主要定居地，也是此期间南方高层人物和人才的聚集地。到南朝后期，江南土著在政治和文化地位上已打破北方移民集团的垄断，江南也因兼容二者而成为南朝境内的政治和文化高地。

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南迁持续至唐末五代，虽因范围更大、数量更多而将移民迁入、定居地区扩大到江西、湖南和岭南，但江南依然因地理优势和交通便捷而成为移民的主要定居地，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和富裕移民。

靖康之乱后的南迁一定程度上重复了永嘉之乱后的南迁模式，并且更加强了江南的地位。由于交通条件和军事、政治态势的影响，这次更大规模的南迁的主流是由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迁往东南地区。南宋定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使江南成为政治中心所在，也是来自中原的上层移民的定居地和南宋全国高层人才的汇聚处。由于南宋持续了一百多年，相继的元朝又由非汉族统治，南迁移民的后裔基本上没有返回北方，就此在江南定居，或分徙南方各地。由于宋金之际、金元之际北方遭受严重破坏，蒙古灭金期间更受空前浩劫，人口锐减，直到明初亦未能恢复，南方与北方在经济、文化上的差距越拉越大，再未逆转，而作为南方核心的江南的优势从此确立，保持至近代。

明清以降，江南已成人文渊薮，人才辈出，科甲鼎盛，三鼎甲人数居全国首位。学术、文学、音乐、戏曲等各方面，江南均居全国前列，江南文化的综合优势地位在华夏文明区中已难撼动。一个最新的例证是，以市（地）级行政区统计籍贯或出生地，两院院士中以苏州市居首位；以省级行政区统计，江苏省、浙江省居一、二位。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自然地理条件的变化也有利于江南的开发。西汉以后进入了一个气温相对偏低的阶段，江南的气候由湿热变得温和，降水量由偏多转为充足，多数地方成为宜居环境。一次次外来移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，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。运河将密集的天然水道连成网络，使江南拥有机械交通工具出现前最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。粮食、经济作物和天然资源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商品，密集的人口、富庶的生活和便利的水运造就繁荣的市镇和发达的市场。一般认为在唐宋间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南移，对此结论或许还有争议，但要说到宋代江南已成全国经济重心所在，则是毫无疑义的。

虽然目前找到的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（原文是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，见范成大《吴郡志》）的出处已在南宋，但对江南，特别是对苏州、杭州的赞誉在唐朝后期已盛行。天堂的含义不仅是经济富庶，还包括风景优美、生活宜人。这固然离不开适宜的自然环境，更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。在当时，主要是农业生产和城市的服务行业。到了北宋末、南宋初，就有了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的说法，说明苏州和常州已是南宋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，苏州、常州的丰收就能保证南宋的商品粮供应。随着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，松江府逐渐成为棉布的主要产地，以致有“衣被天下”之称。

明朝中期已有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之说，说明全国商品粮的基地已转移到湖广（今湖北、湖南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常、苏松经济地位的下降。由于耕地开发殆尽，人口密集，苏州的粮食产量甚至已无法满足本地的消费，但发达的商业、手工业和不断创新的服务业却产生了更多财富，使苏州人不仅能购买商品粮，还能获得丰富的商品和商业服务。“苏松赋税半天下”的说法虽不无夸张，但“苏松赋税甲天下”、其赋税额度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从明朝留下的各种赋税钱粮统计数字看，苏州府、松江府承担的赋税额度和实际上缴的米麦钱钞，不仅一直是全国最高，其占比也远远超过了两府的田地、人口在全国所占的百分比。从数字上看，苏松无论总量还是人均的赋税负担都是全国最高的；但从各方面的记载看，苏松的官绅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仅不低，还是相当富裕舒适的。这应该是当地手工业、商业、服务业发达，还有农业以外的财富收入的缘故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到明清时期，江南的物质财富也已居于华夏文明之首，与此相应的商品经济、文化产业、服务行业、市场意识、工匠精神、商业文化、饮食文化、市民文化也得到发展和提升，大多为全国之最。

1843年上海开埠，并迅速发展为中国与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都会。江南为上海提供了最多的人力资源和资本，上海为江南人才、资本与江南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发展空间和通往全国、走向世界的途径，江南文化也成为在上海形成的海派文化、红色文化的重要源泉。江南传统文化中的重信然诺、商业道德、精益求精与西方的法治意识、商业精神、技术规范、管理模式相结合，形成有上海特色的职业道德、契约意识和工匠精神。近代上海是中国开放性和现代化的实验室，而江南就是这个实验室的延长和扩展。

江南文化植根于江南大地和中华文明，从中获得存在和发展的资源。而江南文化的发展也丰富壮大了中华文明，在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开放中曾经发挥了引领作用。